在伊朗，公众领域与私人空间被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政府有它控制的手段，人们也有苦中作乐的方法。
到达
看着签证等候大厅里的人一个个离开，我们原本放松的心情渐渐紧绷了起来，在德黑兰机场办理签证比想象中要杂乱无章。
自从近半年前我们决定来伊朗，网络上关于这里签证的信息从未停止变化。刚开始了解情况的时候，我看到落地签需要当地的邀请信，且最长停留时间只有15天。《孤独星球》上还说，虽然可以落地签，但到了机场被遣返的例子还不少。所以，当时我决定，快去伊朗时还是提前把签证给办了吧，网上申请后到阿塞拜疆就能领取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准备办理签证时，老何又查了查网上信息，这回发现不仅邀请信的要求变模糊了，最长停留时间也增加到了一个月。一番斟酌后，我们想着还是直接落地签来得方便。
再后来，有报道显示伊朗副总统宣布中国人可以拿到3个月的签证。随着签证条例越来越宽松，我们也越来越放松了。
到达德黑兰机场后，我们首先去一个小柜台买保险，这是进入伊朗前必须买的，1-30天停留时间的价格是16美金一个人。工作人员态度不错，笑嘻嘻的。我已经连续多次被机场工作人甩臭脸，这回遇上一点点的友善便如沐春风。
买好保险后，我们来到另一个柜台询问签证事宜，工作人员问我们有没有邀请信，我们摇摇头。但他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牌子，让我们去旁边付钱。签证价格不菲，120美金一个人。
接下来则是漫长的等待。在类似地下室的大厅里，大部分是穿了西装的男士，看着像是来这里出差的。他们之中，一大半是韩国人，还有两三个法国人。等啊等啊，韩国人走光了，法国人也不见了，还是没听到我们的名字。
又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工作人员来检查我们在德黑兰的住宿。我试图连网查找与酒店的往来邮件，但网络突然变得很慢。没等我找到确认信，工作人员又说：“算了，没事”，然后走开了。
我们继续等待，此时我脑子里都是《逃离德黑兰》这个电影。电影里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假装电影拍摄团队，试图逃离刚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德黑兰。电影惊心动魄，看得人捏一把汗，心砰砰跳。还好我们的伊朗之旅没那么“扣人心弦”，又等了一会儿后我们拿到了伊朗签证。
我们运气不错，德黑兰地铁前几个月刚开通了到机场的专线，我们得以只花约2块人民币到达市中心，如果打的则是几十倍的价格了。
伊朗货币让人头昏眼花，不花点时间和精力实在弄不清楚如何计算。首先，伊朗货币面值很大，1人民币大约等于6200里亚尔（Rial）。由于零很多，伊朗人口头上说的货币单位和实际上用的货币单位是不一样的。口头上，他们使用图曼（Toman），其面值是里亚尔的十倍，也就是1人民币比620图曼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告诉你这顿饭15000时，你要付的其实是150000里亚尔。
噢对了，伊朗有自己的数字系统，除了针对游客的地方，完全看不到我们熟悉的阿拉伯数字。还好老何在此之前已经挑灯夜读学会了伊朗数字，我们能看明白地铁时间。
虽然这条地铁线今年才开通，但看着跟几十年前的产品差不多，班次一个多小时才有一班。一般我们都说“机场快轨”，但德黑兰的只能称其为“机场慢轨”了。进城之前的很长一段我们都与高速平行，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小车从眼前驶过，看得我好不着急，我们的时速大概只有六十公里每小时而已。
旧，是下飞机后我对伊朗的第一印象。一个大国的首都机场，现已很少见到仍这么老旧的了。稍微有一点钱的地方，都早就建了宽敞、明亮、现代化的机场。从机场开始，国际经济制裁对伊朗的影响无处不在。比如，街上跑的车大多是90年代的，发动机呼呼作响，浓烈的尾气味呛入鼻中。德黑兰的空气出了名的不好，听说到了冬天在室外寸步难行，这与挤满街道的废气排放超标旧汽车关系不小。
约一个半小时后，我们到了酒店附近的地铁站。我们的运气还不错，德黑兰这几天的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差，又或许来自中国的我们已对什么是污染有了不同的理解。
Google地图的显示与酒店的实际位置有些出入，我与老何各自一前一后背着两个包，在人贴着人的狭窄小道上来来回回就是看不到酒店。幸好伊朗人特别热情友好，一个正在街头拉客的餐厅大叔把我们带到了酒店。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中，伊朗人的热情将一直伴随着我们。
吵杂、混乱、拥挤、无序…… 这些是常见的对德黑兰的形容词。在网上，许多人都催促着：“早点离开德黑兰为妙！” 在德黑兰的街头，两个英语说得不错的当地人跟我们说：“你们还会去伊朗其它吧，那些地方好多了！”
但对于我们来说，德黑兰倒是亲切极了。这就是深圳的华强北嘛，一个个小店铺挤满街头，里头有卖鞋的，有卖衣服的，有卖灯具的，当然，还有各式小馆子。人们或三五成群，或成双成对在街上坐着聊天，在小摊贩处买吃的，在去往什么地方的路上。吵吵嚷嚷中，这座城里充满了人气，飘散着浓浓的生活味儿。
“你们要去Qom？”
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伊朗经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里。它不再以历史悠久、文化浓厚的波斯古国形象出现，而是那个有癫狂的宗教革命和长达八年战争的地方。近几个月，正在慢慢与世界接轨的伊朗又重新卷入世界政治漩涡的中心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撕毁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。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让世界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慢慢松缓，伊朗的发展总算看到一些曙光。但往后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又难说了。
从1978年1月开始，伊朗爆发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。革命最直接的结果便是，伊朗从一个世俗化、西化的君主制国家，变成了一个法律规定女人出门必须带头巾的伊斯兰国家。这个结果与许多人对革命的期待截然不同，但那场革命确实是个自下而上、全民参与的运动。
上百万人走上了街头，有的是社会主义人士，有的是虔诚的信徒，有的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海归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把国王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（Mohammod Reza Pahlavi）赶下台。
革命总是让人兴奋的，挥舞着拳头人们热血沸腾，高喊着口号每个人都有着改变未来的权利。只是，当旧的倒下，从空白中创造新的秩序时，曾经的盟友变成了敌人，曾经的希望化成另一种残酷。那些欢呼着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人们，许多从没料到新的势力比旧的更加严酷和残忍。
伊朗革命发生仅两年后，趁着伊朗内乱，在美国的支持下，伊拉克入侵伊朗，企图占领石油丰富的胡齐斯坦省和阿拉伯河东岸。外敌入侵总是巩固国内政权最好的方式，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成为了伊朗伊斯兰政府消除异己、扩张势力最好的“武器”，外乱之时谁还有心思和能力推翻现有政权？
现在在伊朗每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，定能见到许多大幅的年轻男子画像。他们不是什么国民偶像，而是那些在两伊战争中牺牲的士兵。这些士兵被追崇为烈士，伊斯兰政府说他们都会上天堂。虽说现在把他们的样子挂在街头也算是一种纪念，但回顾战争历史只觉得政府十分伪善。
两伊战争爆发确实是伊拉克挑起在先，但两年后伊朗已把所有被侵占的土地夺回，剩下的六年伊朗转守为攻。在战争过程中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伊朗，大规模使用人海战术，这其中许多是未成年的孩童。为了吸引他们参战，政府走入学校、走入家庭地宣传“站死后的士兵可以上天堂”。漫长的八年过去后，最终什么也没有改变。除了千千万万支离破碎的家庭。
记录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时期的书和电影很多，这段时期也是我对伊朗的历史了解最多的。革命发生后，在西化的家庭长大、在欧洲学习时间太长、有外国朋友、表现出左派倾向…… 这些都罪可致死。每一天，都有人在街头被处死，起重机上挂着吊死的尸体稀疏平常。道德警察随处可见，黑头巾下露出一根头发都可能被抓进监狱。在电影《我在伊朗长大》里，一个个漆黑的椭圆形排满屏幕；曾经，这些是颜色各异的婀娜身躯。
这些，就是我在书上读到与在电影里看到的最近期的伊朗了。2017年，来到德黑兰，许多改变已经发生。伊朗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，是世界上唯二个强制所有女性带头巾的国家（另一个是沙特阿拉伯，它却是伊朗的死对头）。但来到德黑兰，我们发现这里八成的人带头巾带得十分随便，任何颜色的围巾，随意地搭在头上即可，一大半的头发任性地暴露在外。在中东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约旦，女人们的穿着也比这里宗教化多了。
在一个叫showaround的找当地人玩的网站上，我们联系了个年纪约40的伊朗人。他免费带我们在德黑兰里逛了两整天，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，就连晚餐的钱也抢着付。这个伊朗人叫Amin，他和他的家人与那个装满黑袍子的伊朗，是如此的不同。但他们，也代表着成千上万的伊朗人。
“你怎么还不把头巾脱了？”
我们已经在Amin姑姑家坐了一会儿，但我完全忘记了头上还包着红头巾。听了姑姑的话，我赶紧把头巾扯了下来，跟做错事的孩子一样。
来伊朗前，我在阿塞拜疆买了条可以包头的围巾，还特意在网上学了学怎么用hijab。但网上的视频都好复杂，我一点儿也没学会，最后还是一通胡乱地往头上绕。我带头巾没什么经验，买了小别针也不会用，所以头巾老是往后滑，漏出一点儿头发我就赶忙重新调整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和头巾做斗争。
在德黑兰逛得越久，我对头巾的执着慢慢减少，反而包得太严实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耷拉在后脑勺上才是主流做法。
▲ 小卖部在播威尔·史密斯的电影
“你们要喝茶还是咖啡？” 姑姑看着有70多岁了，但英语说得很好。
“茶”，我与老何异口同声。波斯语的茶和中文几乎一样，发音是chay。这里人对茶的喜爱也和中国一样，客人来了同样用茶招待，只是这里的品种不多，一般都是红茶。
姑姑英语说得好是有原因的，她曾在纽约留学两年，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学习过后她回到伊朗，本还想再去美国，但还没等回去就爆发了革命。革命爆发后的十几年里，没什么人能拿到护照，姑姑自然也去不成美国了。
说来也讽刺，现在美国是伊朗的头号敌人，但美国也是海外伊朗人最多的地方。Amin在回到德黑兰之前，在美国生活了15年。他是以难民的身份去的。在伊朗，Amin以及其家人是异类中的异类，他们是巴哈伊教徒。
虽然伊朗是伊斯兰国家，但仍然认可基督教、犹太教等宗教，这两个宗教与伊斯兰教同源，教徒被称为“有经者”（People of the Book），他们在议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席位。但巴哈伊教就不同了，它是被迫害最严重的宗教，教徒们被歧视，上不了大学，找工作难。Amin说，这就是为什么他去了美国。
“叮咚”，门铃响了，进来的是Amin的堂姐，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《一次离别》的电影海报。
在伊朗，家庭是生活的中心。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，核心家庭外的七大姑六大姨，表姐堂兄等等也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Amin和他的堂姐Niloofar的爷爷奶奶辈才是亲兄妹，关系已经隔了一层，老奶奶也不是他们的亲姑姑。但每个星期一，Amin, Niloofar以及Niloofar的哥哥Foaad都会来看姑姑。姑姑没结婚，一直一个人住。不过，关心她的人不少，我们在她家时，她的Skype也经常叫唤个不停。
“你们在伊朗要去哪些地方呀？” 这是我们最常需要回答的问题。在Amin家里也不例外。
“Qom……”
“Qom!!!”
我们来不及念出其它地名就被一阵惊呼打断了。
Qom是伊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，那里有巨大的清真寺，有最具权威的神学院，这里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，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，以及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霍梅尼都曾在Qom学习。因为这些原因，虽然旅游书和网站对它的介绍不多，我们还是决定在Qom住上一天。
自从Amin知道我们要去Qom后，隔三差五就拿这事儿开玩笑。“你回到德黑兰时手里可能抱着《古兰经》”、“那里进去了，可就出不来了！”、“你买了张单程车票”。
晚上聚会最后一个出现的是Foaad，他头发已有些发白，带着黑框圆眼镜，一脸的学者气质。不过，他其实是个雕塑家和小提琴老师。
Foaad进门后Amin问他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你猜猜他们要去哪里？”
没等Foaad回答，Amin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Qom!”
我看着Faad，至今他脸上的表情变化仍在我脑子里不断回放。他眼睛突然瞪大，嘴巴似笑非笑，惊讶中又觉得这有些滑稽。
Amin一家并非特例。两天后，在去巴士站的地铁上，身旁一个老头问我们要去哪个城市。思索一下后，我们还是诚实地说出了“Qom”。当这个单词在拥挤的地铁里飘散开来时，我清楚地感觉到一车厢的人都在看我们。对面坐着的小哥抬起了头，另一个年轻人噗嗤笑出了声。
“你们要变成穆斯林啊？” 问问题的大叔打趣道。
我们赶忙解释没有没有，只是去看看而已。得知我们要去Qom后，大叔和旁边的朋友听到什么惊天大新闻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
在来到德黑兰之前，我们从没想过一个伊斯兰圣地会掀起这么一番波动。在中国，西藏或是色达，都是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。浓厚的宗教色彩，正是它们有魅力的地方。
许多年来，伊斯兰教和政治与权力密不可分，911过后更是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。在部分伊朗人眼里，伊斯兰教则更加不纯粹，它是权力的显现，是镇压与控制的手段。
在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段，作者的妈妈在革命前是个虔诚的信徒，但她厌恶新的政权，因为他们将神圣的头巾变成了政治符号与象征。
巴列维王朝时，亲美亲欧的国王曾禁止人们带头巾出门，这是他削弱宗教领袖权力的方式之一。改朝换代后，宗教领袖用同样的方式夺回话语权。而今天，人们又用松松垮垮的头巾发出着她们的声音。
于我们，去Qom是抱着猎奇的心情看看伊朗的另一面；于许多当地人，Qom代表着与他们势不两立的价值观。Amin斩钉截铁地说过：“我一辈子都不会去Qom。”
在伊朗带头巾我觉得新奇好玩，我喜欢带着红头巾拍照。而Niloofar则截然相反，室外拍照时她会把头巾取下来。于她而言，头巾有着更多的含义。
在姑姑家里的餐桌上，我们什么都聊。在阿塞拜疆，人们说起政府总还是有些小心翼翼；伊朗人则更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Amin一家对伊斯兰，对现在政权的观点清晰明了，伊斯兰革命是个巨大的错误，伊斯兰教与他们的世界观、价值观背道而驰。
伊朗禁酒，但非法渠道不难买到；伊朗不允许有唱歌跳舞的场所，但私下的Party上人们做着和西方社会一样的事情；出门在外Niloofar头搭围巾，在家里她表达着另一种观点。伊朗的网络管制严格，除了英文的网站，连微信、豆瓣都上不了，但伊朗几乎每个人都用VPN，facebook非常普及，家里的卫星电视能收到世界各地的电视台。在伊朗，公众领域与私人空间被切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政府有它控制的手段，人们也有苦中作乐的方法。
车轮子上的一天
如今许多旅行公司都喜欢打着这么个口号：像当地人一样生活。在德黑兰，想要像当地人那么生活，那就得感受感受一天花5个小时通勤是个什么感觉。
我们在德黑兰的第二天，Amin开车带我们去了厄尔布尔士山（Alborz）脚下的萨德阿巴德王宫（Saad Abad Palace），它是伊朗最后两个王朝－卡扎尔和巴列维－的王宫。我们早上11点出发，下午1点多才到达萨德阿巴德王宫，路程只有18公里而已。就算见识过北上广深，去过有钱人坐直升飞机的圣保罗，德黑兰的塞车情况仍刷新了我对堵车的理解。
在德黑兰还没建地铁的时候，15公里开4个小时不是新鲜事，现在虽然建了地铁，但交通状况仍然很糟糕。如果坐在副驾驶看德黑兰人怎么开车，我想两个小时下来我得出一身大汗。每辆车之间的距离常只有一两厘米。最具有“专业”水准的还是出租车司机，为了穿梭方便，他们干脆把倒后镜收起来开，在小胡同里会车刹车都不用踩。
要和“所向披靡”的车辆抗衡，行人也得“身怀绝技”。他们站在离飞驰车辆仅一两厘米处等着过马路，或者一边一只手示意车子停下，一边在好几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之间游转。刚开始，我与老何常站在马路旁好长时间动弹不得，而身边的当地人早就逛花市般到了马路对面。
后来我们也不得不向当地人学习，壮起胆子往前冲。不过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当本地人的跟屁虫，躲在他们身后过马路。
德黑兰依山而建，北边是厄尔布尔士山。有那么一张经典的德黑兰照片，背后是占据半个天际线的雪山，前面是密密麻麻的土黄色小房子。在电影《逃离德黑兰》里，这个画面也出现了好多次。所以，我一来到德黑兰就四处找雪山，也想拍一张那样的照片。但城市里除了房子还是房子，连雪山的踪影都没有。
▲ 图片来自网络
这回开了两个小时，我们终于见到了厄尔布尔士山的真容。只是，它和期待大不一样。由于时节未到，山上一丁点雪都见不到，它只是个光秃秃的石头山，并不那么浪漫。
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争着向它靠近。德黑兰北边山脚下是富人区，这里的房子都有高大精美的围墙拦着，围墙里的别墅或者公寓看着价格不菲。德黑兰的污染严重，夏天炎热难忍，山边的气候相比市中心要好一些。山下的气候好大家都知道，所以连皇帝的宅邸也建在这里。不过，就算再有钱，也还是逃不开堵车的烦恼。
萨德阿巴德王宫的花园很大，王宫里面按照现在的标准自然是很奢华，但和德黑兰的另一个皇宫，卡扎尔王朝的另一住所古列斯坦王宫相比，略显平淡了些。与凡尔赛宫等世界上其它的皇宫相比，也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。不过，听说这里的绿宫最值得一看，只可惜我们能来的那天它在维修。
▲ 萨德阿巴德王宫
▲ 古列斯坦王宫（网络图片，那天忘记带相机了）
Amin及其家人对被伊斯兰革命赶下台的国王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并无太多批评之词。这个国王11岁就去了瑞士留学，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，热爱欧洲文化，连他的回忆录都是用法语写的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伊朗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，宗教势力被大大地削弱，女性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。
巴列维最著名的改革叫白色革命，1963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978年他狼狈地逃离自己的国家。虽然白色革命带着政治目的，比如削弱传统势力，比如增强政权的稳固，但也确实带来了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发展。
在白色革命期间，政府从大地主手上买地，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地卖给了农民。国有企业被私有化。为了保护森林，森林被国有化。女性享有投票权。为提升国民的识字比例，成立“扫盲小分队”。建立公路、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等公共设施。
这些改变在现在看来都是如此积极和正面。或许站在现在回望历史，很多人都充满遗憾、惋惜与懊悔。但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，如此多人为沙皇的下台而欢呼雀跃，也自然有它的原因。
1951年，伊朗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摩萨台（Mosaddegh）上台，他很快把伊朗的所有油井国有化，赶走了英国和美国公司的控制。这对伊朗本身的独立与发展自然是好事，但也惹恼了深知石油之重要的英美。这个时候，英国的Anglo-Iranian Company（也就是后来的BP）已在伊朗赚着百万百万的石油钱。
随之而来的，是一场由美国CIA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主导的政权变更。摩萨台被赶走，当时在流亡的巴列维被重新请回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上。
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都被看作是美国的傀儡，帝国主义的走狗。在1964年，国王同意了美国士兵在伊朗有不被逮捕的赦免权，他因此被批判为“把伊朗人民摆在比美国的狗还要低的位置”。
国王喜欢欧洲文化，也并不避讳展露出对奢侈品的追求。穆罕默德·礼萨·巴列维在位时期时期，伊朗靠着石油出口钱包鼓鼓囊囊，国王花着本属于人民的钱，过着铺张浪费的贵族生活。如果时光倒退一百年，或许他并不会受到那么多指责。只是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君主专制已显得极其腐朽落后。
参观完了萨德阿巴德王宫，我们在山脚下颇有小资风情的餐厅里吃饭，饭后便又到了回程赶路的时间。从下午四点，一直开到下午六点，我们仅仅挪动了11公里而已。虽然与4小时开15公里有点差距，但也相差不远了。
看看Google地图的估计，我们还需要45分钟才能到酒店。可半个小时前，地图显示我们52分钟就能到酒店。
“我们就在我姑姑家附近了，要不先去她家避避高峰吧。” 开车的Amin提议。
无人反对，我们便第二次来到了姑姑家。在姑姑家一直坐到八点半，我们才敢再次上路。等我们回到酒店，已是晚上九点多了。
在这么一个早上出门夜晚回家的一天，我们仅仅参观了一个景点，吃了两顿饭而已。对我与老何而言，这是体验当地生活的一天。但对德黑兰人来说，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很多人说首都德黑兰没太多好玩的。按伊朗标准，这里历史不长，又有着大城市所有的诟病。但就跟大部分国家首都一样，这里是所有新鲜事汇集、碰撞的地方，这里是生命力蓬勃生长的地方，这里是听见不同声音、遇见不同人的地方。